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，十九岁的郭霭春考入天津崇化学会历史专修科，毕业后即留校任教，从此与崇化学会结缘一生。

崇化学会由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严修于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创办。严修（1860～1929）字范孙，生于天津，乃前清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后绝意仕途，告病回津家居，致力于民间教育，兴办私学。作为南开鼻祖的严修慷慨出私产办学，协助张伯苓筚路蓝缕，缔造南开学校，建立从小学、中学、女中到大学的南开学校体系。晚年的严修“鉴于国学日微，将有道丧之敝惧”倡议成立一个教授国学的团体，得到天津士绅华世奎、金钺、林墨青等的热烈响应，取汉武帝诏“崇乡党之化，以厉人才”之意，冠以“天津崇化学会”之名。

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二十五岁的郭霭春致力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，“专攻史学，喜读毕鉴”，仿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目录》体例而作的《续资治通鉴目录》正进入关键的收尾阶段，“时更五载，屡作屡辍，迄于丁丑（1937），始克成编”。然而学术史关于清代部分，郭霭春并不注意当时最突出的考证学，所崇拜的则为“见理于事，因行得知”的唯物思想家颜习斋先生。因此辑录有关资料，写成《颜习斋学谱》一稿。

《颜习斋学谱》是郭霭春的第一部著作，其何以对颜习斋先生情有独钟？

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下半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，发动华北事变，进一步控制察哈尔，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，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。同年底，北平爆发抗日救亡的“一二九运动”，天津青年学生热烈响应。“明彦通才”的郭霭春此时正任教于崇化学会，与津门殷墟文字学家王襄、训诂学专家裴学海等人交游，不断切磋学术。民国二十五年一月的《益世报》刊发《崇化学会概况》为题的长文，文中特别对郭霭春等三人取得的可观成绩予以评介。虽是一介书生，身处天津的郭霭春切身感受着抗日就亡的紧迫，并非埋首书斋不关心国家兴亡，在编写《续资治通鉴目录》这纯学术著作之余，也想用手中的笔做点什么。很快《颜习斋学谱》写成，并和商务印书馆进行商印，然不久华北沦陷，事遂中止。

颜习斋即清初思想家、教育家颜元，字习斋，直隶博野县北杨村（今属河北省）人。少习经史，二十二岁学医，之后又学兵法技击，二十四岁即开家塾训子弟。一生以行医、教学为业。

郭霭春从颜氏学说、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等方面介绍颜习斋的学术思想。

推崇颜氏学说之“崇实思想”，“在他（颜元）的学术思想中，‘复古’和‘致用’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。他心目中的‘先王’，正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化身；而他的‘致用’主张，却正是他生产实践中的体会。‘复古’与‘致用’，构成了他的伟大的‘崇实主义’思想主张。”【《颜习斋学谱》】

颜习斋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反“宋学”的基础之上的，宋学或可以程朱理学为代表。至于程朱之学的主要罪状，就是不能“以学术致君父之安，就君父之危”。以致使宋明两朝，皆亡于异族。这在一位民族意识很强的崇实主义思想家看来，“宋学”的危害性委实不小，因之他就决然给它下一个结论说：“误人才，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。”

关于颜习斋的教育思想，郭霭春说，“颜氏的教育理论的主要观点，即培养的人才，必须是具有明确的人生目标，并能以‘敬其事’的态度，终生朝着这一远大目标而努力的一种有着强健的体魄，允文允武，劳动观点很强，而能修德立业的人。”颜习斋把教师的作用，看做一种把学生的实际经验和书本上道理结合在一起的联系力量。只有这样，教师教出来的学生，才可以做到“所学即其所用，所用即其所学”的地步。

国家正在危难之中，郭霭春一提倡颜元学说的“崇实思想”和爱国主义，二赞同颜元“以学术致君父之安，就君父之危”而非埋首故纸堆之哲学思想，三更实践着颜元的教育思想。崇化学会与南开学校同为参与严修创办，一传统教育，一新式教育。故崇化学会并非一味复古尊经和排斥“西学”，而是以传统伦理文化的自律作为救助之道，提倡国学，作为新式教育的补充。其教学内容并非限于四书五经，而是包括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音韵学》等传统文化的精华。

郭霭春一生，亦如颜习斋以教学、行医为业。天津沦陷，他拜宝坻名医赵镕轩为师，学医四年。他长期主持崇化学会的具体事务，新中国成立后又任崇化中学的校长，直到1958年前后到天津中医学院从事医史文献的教学研究工作，教学、著述之余亦业医。崇化学会能在艰难困苦，经费拮据之中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后，不可不谓与郭霭春的坚持和教育思想息息相关。

二十年后，《颜习斋学谱》一书终于1957年与商务印书馆再续前缘，刊行于世，“在此数年之间，经过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，感觉以前稿内，存在诸多观点错误以及认识模糊之处，自从党和政府提出百家争鸣号召之后，经将旧稿加以改写，以期初步系统地介绍习斋先生学术思想”【《颜习斋学谱》前言】。是年郭霭春四十六岁，而颜习斋对其中年以前的影响不可谓不深。